高教改革信息参考第6期

信息来源:     作者:周福盛 张晋雯    发布日期:2017年05月19日 15:08    点击:[]

2017年第4期(总第6期)

宁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2016年5月9

目录

【教育资讯】

“一带一路教育部:与46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习近平对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出重要指示

李克强:深化教育改革激发更大活力贯彻创新战略赢得发展未来

教育部:全面推进教师管理信息化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将全部、直接下放至高校

2020年我国研发人员年人均研发经费将提升到50万元

国家助学贷款扩大覆盖范围涵盖科研院所党校等

教育部:统筹内外资源构建教育共同体

松绑减负,高校自主权再上大台阶

【高教论坛】

建设“双一流”,高校亟待拓宽筹资渠道

教育时评:引进“帽子人才”不是“一锤子买卖”

丁巧丹:怎样释放“双肩挑”的活力

向帮华:为什么需要独立第三方教育评估

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双一流”建设要的是引领世界的中国大学

大类招生培养为何如此重要

【他山之石】

北京师范大学探索文化育人通识教育新路径

南昌大学:切实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

湖南《二十条》新政放活科研项目经费

仰恩大学:给学生出具双创成绩单

【异域来风】

丹麦:博士生数量翻倍对博士教育质量未产生负面影响

以色列高校设立创业学士学位


【教育资讯】

“一带一路教育部:与46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教育部近日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教育“一带一路”工作有关情况。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许涛在发言中表示,我国已与46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其中,“一带一路”国家24个。

  据记者了解,为促进沿线国家语言互通,教育部国际司与北京外国语大学签署合作协议,该校开设的外国语言专业在2018年达到94种,实现外语专业设置全覆盖。

  许涛介绍,在推进沿线国家民心相通方面,为全面加强对沿线国家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了解和理解,重点组织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设立专项课题,共发布了141项研究课题,其中70项涉及“一带一路”的46个沿线国家;设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智库报告课题,形成的智库报告覆盖66个沿线国家。

  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大局中的定位,除了促进民心相通,还要提供人才支撑。去年《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印发以来,人才培养培训合作得到不断深化。2016年共选拔226名国别区域研究人才赴34个国家,选派908名涉及37门的非通用语种人才出国培训进修。今年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每年向沿线国家额外提供总数不少于3000个奖学金新生名额。

  同时,中外合作办学水平稳步提升,境外办学稳妥推进。截至目前,经审批的各类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共有2539个,推动了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浙江大学爱丁堡联合学院等一批示范性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截至2016年,我国高校已在境外举办了4个机构和98个办学项目,分布在14个国家和地区,大部分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

许涛表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际合作省部签约共建是重要抓手,今年,教育部进一步与51市完成签约,使签约总量达14家省、区、市,基本实现了与主要节点省份签约的全覆盖,基本形成了省部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网络。

(来源:人民网,2017.4.20

习近平对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出重要指示

416,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全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实践证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推进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制度治党的有力抓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要坚持不懈抓下去。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党章党规规范党员、干部言行,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引导全体党员做合格党员。要抓住“关键少数”,抓实基层支部,坚持问题导向,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要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落实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各项举措,保证党的组织履行职能、发挥核心作用,保证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发挥表率作用,保证广大党员以身作则、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6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效,深刻阐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和基本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在真学实做上深化拓展,注重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广大党员深入学习党章党规,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增强“四个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政治合格、执行纪律合格、品德合格、发挥作用合格。要更好发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作用,用有效制度机制推动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当好表率,带头旗帜鲜明讲政治、带头强化党性修养、带头严格自律,切实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牢固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把“两学一做”作为“三会一课”基本内容固定下来、坚持下去,抓好基层支部相关制度建设,夯实党的组织基础。要完善查找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经常进行党性体检,深化问题整改,在补齐基层党建短板、解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上持续用力。要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凝心聚力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为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任务,作为党建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细化责任清单,加强分类指导,注重典型引路,充分调动基层单位的主动性创造性,以学习教育的新成效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赵乐际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并作总结讲话。他表示,要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中,不断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做到学思践悟、学做结合、知行合一。要突出思想政治建设这个首要任务,整体推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着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充分发挥党的组织功能、组织优势、组织力量,把党支部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本建设,把党员、群众组织起来,为实现党确定的宏伟目标共同奋斗。

(来源:新华社,2017.4.16)

李克强:深化教育改革激发更大活力贯彻创新战略赢得发展未来

  4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召开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53所在京的部属、市属、民办高校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主要负责人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师代表就教育改革、创新人才培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等发了言。李克强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关系民族的未来,高水平教育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世界经济强国,无一不是教育强国。中华文明几千年生生不息,根本在于重视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举办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面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担负更大责任、发挥支撑作用。

  李克强说,创新是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实际上是创新的竞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把蕴藏在亿万民众中的创造力发挥出来。高等教育要着力围绕服务国家创新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更多创新型人才。注重培养学生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意识,开展启发式、讨论式、探究式教学,激发他们丰富的想象力,打牢知识根基,拓宽学术视野,推动科技创新。注重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培育工匠精神,践行知行合一,多为学生提供动手机会,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助力提升中国产品的质量。注重推动教育公平,继续对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大学实行倾斜,让更多困难家庭孩子能够受到良好教育,在平等竞争中拥有上升通道、释放创造潜能。

  李克强指出,要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国家确定了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大举措,鼓励公办民办各类学校办出特色、分类发展。当前要抓紧出台促进一流学科建设的具体措施,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精准支持。通过一流学科率先突破,示范和带动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壮大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推动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

  李克强说,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结合高校特点,简除烦苛,给学校更大办学自主权。凡高校能够依法自主管理的,相关行政审批权该下放的下放,要抓紧修改或废止不合时宜的行政法规和政策文件,破除制约学校发展的不合理束缚。同时,有关部门要完善督导监管,积极探索为学校、教师、学生服务的新途径、新方式。各级党委、政府要健全制度,完善政策,为教育发展创造更好环境。

  李克强强调,建设高水平大学要充分调动广大教学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健全教师评价制度,对教学、科研人员包括兼任行政职务的专家教授,实行符合智力劳动特点和规律的政策,不能简单套用针对行政人员的规定和经费管理办法,充分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要求,给教学和科研人员更多经费使用权,更多创新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更好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积极提携后进,为青年教师施展才华提供舞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形成青蓝相继、人才辈出的局面,推动教育强国建设。

刘延东主持座谈会,郭金龙、杨晶参加。

(来源:新华社,2017.4.17

教育部:全面推进教师管理信息化

4 20 日,从教育部网站获悉,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正式启用后,各级各类教师信息全面入库,首次实现1500多万名教师“一人一号”。

如何以“教师系统”为支撑,优化教师队伍治理?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教师管理信息化的意见》,明确将高效采集、有效整合教师系统及相关教育管理服务平台生成的教师信息,形成教师队伍大数据,将其作为教师工作决策的基础支撑和重要依据,通过信息系统与教师培养、教师培训、教师资源配置、教师管理评价等核心工作的深度融合,逐步推进教师管理方式重构、教师管理流程再造。

教师系统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教师队伍建设进入到信息化管理的新阶段。《意见》提出,要以教师系统为支撑,并明确了建立教师管理信息化体系、形成教师队伍大数据、优化教师工作决策和提升教师队伍治理水平等4项核心任务。

在具体操作层面,《意见》提出,要做好教师系统建设与管理。教育部建立国家级教师系统,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建立省级教师系统,要遵循“两级建设、五级应用,分级管理、属地运行,统一规划、地方定制,及时更新、深度使用”原则,根据教育和教师工作实际需求,完善教师基础信息库,拓展教师业务管理功能。地方可依托教师系统,围绕教师培养、教师培训、教师资源配置和教师管理评价等工作,开发本地特色功能模块,深入推进教师系统建设。

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了全国教师基础信息库,记录了教师学习工作经历、职称与岗位聘任、教育教学、培训研修等信息。《意见》提出,要利用教师基础信息库,结合教育改革发展需求,为相关部门和高校制定招生计划提供可靠依据,支持教师精准培养,还要利用教师基础信息库,分析全国、区域、城乡、校际等不同层面和各级各类教师的资源配置,研究教师的数量、工资待遇、流动等信息,为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合理设置教师岗位、开展教师招聘补充提供基本依据。

《意见》明确,要利用教师队伍大数据,分析教师培训需求,为设计培训项目、开发培训课程、评估培训质量等提供有力支持,促进教师培训专业化。此外,还要利用教师系统,改进教师管理服务,为教师资格定期注册、职称评聘、评优评先、考核评价和项目申报等工作提供信息和管理服务,实现教师信息“一次生成、多方复用,一库管理、互认共享”,切实提升教师管理评价工作的信息化程度,优化管理流程,提高管理效率。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4.21)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将全部、直接下放至高校

46日电,根据《意见》实施改革后,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将全部直接下放至高校,由高校自主组织职称评审、自主评价、按岗聘用。条件不具备、尚不能独立组织评审的高校,可采取联合评审的方式。”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日前就五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意见》瞄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学科专业、编制、岗位、进人用人、职称评审、薪酬分配、经费使用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向地方和高校放权,给高校松绑减负、简除烦苛,让学校拥有更大办学自主权。

该负责人表示,在评审方法方面,强调将师德表现作为评聘的首要条件,提高教学业绩在评聘中的比重。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师,按照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不同研究类型,建立分类评价标准。完善同行专家评价机制,建立以“代表性成果”和实际贡献为主要内容的评价方式。

据了解,《意见》提出的改进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机制,主要包括下放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审批权和改进教师职称评审方法。

改革前,根据20129月《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高校副教授评审权的审批工作由教育部下放到省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实施。多数省份逐步将评审权下放到高校,由高校自主评聘,不具备评审权的高校参加省级政府部门组织的职称评审。20171月,《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取消了高等学校副教授评审权审批,高校可以自主评审副教授。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 人事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授予高等学校教授、副教授任职资格评审权工作的通知》(教人〔199419号)和2004年《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高校教授评审权的审批工作由教育部实施。具备评审权的高校自主评聘,不具备评审权的高校参加省级政府部门组织的职称评审。

除此之外,该负责人也表示,此前在评审方法方面,不同程度存在对师德、教学业绩考核重视不够,科研成果重数量轻质量的情况,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标准尚未完全建立。

(来源:人民网,2017.4.6

2020年我国研发人员年人均研发经费将提升到50万元

424,科技部日前印发了《“十三五”国家科技人才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健全多元人才投入机制,全国研究与发展(RD)人员年人均研发经费由2014年的37万元/年提升到2020年的50万元/年,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规划显示,“十二五”期间,围绕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总体要求,我国科技人才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科技人才竞相涌现、活力迸发。科技人才队伍迅速壮大,人力资源总量超过7100万,RD人员总量535万,跃居世界第1位。“十二五”期间回国人才超过110万,是前30年回国人数的3倍。

  规划指出,我国科技人才发展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科技人才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科学前沿领域高水平人才、高端研发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存在较大的供给缺口;二是科研机构选人用人自主权不够,“以人为本”的科技人才评价激励机制亟待完善;三是科技人才投入整体不足,且在行业、领域、区域间的配置不均衡;四是科技人才流动渠道不够畅通,在产学研之间的流动存在制度性障碍;五是有利于科技人才成长的政策环境和保障机制建设尚待加强。

规划明确,到2020年,适应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我国将初步形成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富有活力的科技人才队伍,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和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在重点领域形成科技人才国际竞争优势,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来源:新华社,2017.4.24

国家助学贷款扩大覆盖范围涵盖科研院所党校等

财政部、教育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等教育学生资助工作,确保学生资助政策落实到位。通知要求,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等研究生培养单位,要按照要求全面落实研究生奖助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研究生都能享受到相应的资助,做到不留死角。所需资金按照现行规定和渠道解决,科研院所等培养单位要按照预算管理程序编列预算,并统筹利用事业收入、社会捐助等资金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同时,进一步拓展国家助学贷款业务覆盖范围,推动国家助学贷款全覆盖。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等目前尚未开办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培养单位,从2017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办。                    

来源:人民日报,2017.4.7

教育部:统筹内外资源构建教育共同体

  411日,教育部与内蒙古、吉林、黑龙江、陕西、青海、青岛等六省(区)、市在京签署开展“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际合作备忘录。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向六省(区)、市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机制建设工作,教育部也将继续支持各省市,全面搭建省部共建合作推进平台。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代表教育部与六省(区)、市签署备忘录。

  田学军在讲话中强调,省部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际合作推进平台是一个很好的机制。根据合作备忘录,教育部和六省(区)、市将统筹协调国内外优质资源,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为总体目标,以提供人才支撑、促进民心相通、实现共同发展为重点任务,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教育国际合作交流,培养大批共建“一带一路”急需人才,努力形成“携手同行、顶层设计、政策倾斜、重点突破”的“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际合作新局面。

  田学军指出,通过省部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际合作平台签约,一是基本实现与“一带一路”主要节点省份共建教育行动国际合作平台的全覆盖。包括本次签约的6省(区)、市在内,共与14个省(区)、市签约,与主要节点省份的“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网基本形成。二是重点开展七方面支持。在宏观指导、双向留学、涉外办学、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文交流、能力建设、平台建设等七个方面予以实质性重点支持,引领与推动签约单位发挥其区位优势和地方特色,协作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三是推动数百个项目的建设、落地。

  据悉,为积极贯彻实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全面交流信息、对接需求、落实成果,教育部还将于411日至12日与签约省市召开对接交流会,并举行项目对接推进开放日活动。其中,411日为教育部国际司开放日,412日为国家汉办、国家留学基金委、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开放日,与签约省份教育厅(局)围绕合作备忘录省部共建平台项目落地,开展对接交流。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4.12

松绑减负,高校自主权再上大台阶

近日,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意见》提出了很多有针对性的举措,既有突破性的改革,也有现行政策的完善。

探索人员总量管理,扩大用人自主权

教育部所属高校现行编制规模,主要是上世纪90年代初由编制管理部门核定。高等教育事业根据国家需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快速发展后,高校编制严重不足,远远不能满足事业发展需求。

“此次‘放管服’改革将探索实行高校人员总量管理,纳入总量管理的人员享有相应待遇和保障。”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这为改革现行编制管理方式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改革通道。下一步,教育部将会同中央编办、财政部等相关部门根据生师比、办学层次、高校特点和事业发展需要等研究制定高校人员总量核定指导标准和试点方案;适时选择不同层次类型、工作基础好、日常管理规范的高校开展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

在高校人事管理、岗位设置方面,教育部除根据政策要求保留岗位总量、结构比例、最高岗位级别确定权外,其他权限均已下放至所属高校。收入分配方面,除根据政策要求保留绩效工资总量核定权、主要负责人绩效工资核定权外,其他权限均已下放至所属高校。人员聘用、职称评定等方面,所属高校根据教学、科研、管理等需要,依法依规自主开展相关工作,教育部做好监督检查等工作,不干预管理过程。

地方高校的编制、人事和薪酬等方面由地方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具体管理,有的地方高校反映在用人自主权方面所受限制较多。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教育部将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部门保持密切沟通,继续推动落实和扩大高校人事管理自主权。

下放职称审批权,改进评审方法

《意见》提出改进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机制,主要包括下放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审批权和改进教师职称评审方法。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职称评审权下放到高校,这标志着完全取消了行政管理部门对高校教授和副教授职称评审权的审批,落实和扩大了高校办学自主权。

20171月,《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取消了高等学校副教授评审权审批,高校可以自主评审副教授。但是,高校教授评审权的审批工作由教育部实施。具备评审权的高校自主评聘,不具备评审权的高校参加省级政府部门组织的职称评审。在评审方法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对师德、教学业绩考核重视不够、科研成果重数量轻质量的情况,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标准尚未完全建立。

《意见》实施改革后,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将全部直接下放至高校,由高校自主组织职称评审、自主评价、按岗聘用。条件不具备、尚不能独立组织评审的高校,可采取联合评审的方式。教育、人社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强监管。在评审方法方面,强调将师德表现作为评聘的首要条件,提高教学业绩在评聘中的比重。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师,按照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不同研究类型,建立分类评价标准。

改进经费使用管理,扩大资产处置权限

完善和加强高校经费使用管理,是此次高教领域“放管服”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意见》主要解决高校经费安排自主权、统筹权、预算调整权问题,高校经费使用管制程序条件多、制约预算执行问题,高校资产处置及处置收益使用权和高校税收负担较重等四方面问题。

针对基本支出占比较低的地方,《意见》要求进一步优化结构,合理安排基本支出,以扩大高校经费安排自主权。对高校一直反映的预算调整周期长、程序复杂,当调整预算批复下来时已经没有时间执行的问题,《意见》明确通过尽快完善资金管理办法,采取额度管理、自主调整等措施,由高校在批准的预算额度内,在不改变项目资金用途的前提下,自主统筹使用项目资金,切实扩大高校项目经费

使用统筹权、预算调整权。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针对高校普遍反映的国库直接支付审核程序复杂、审批时间长,影响预算执行进度的问题,将进一步完善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划分,逐步扩大授权支付范围。对于授权支付拨款申领程序过多过细的问题,为切实减轻高校工作量,将逐步实现按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项级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报。

在解决高校资产处置及处置收益使用权问题上,一方面,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适当提高资产处置的备案和报批标准;另一方面,学校处置已达使用年限、应淘汰报废的资产,处置收益由上缴国库调整为留归学校使用,以调动高校的积极性。对高校反映突出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缴纳负担重的问题,税务部门将执行好各项涉及高校的税收优惠政策。

同时,《意见》对加强经费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高校要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水平,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完善内控机制,严肃财经纪律,严格按照规定管好用好各项经费和资产;强化高校在资产管理方面的主体责任,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和有效使用;此外,明确高校应依法接受审计监督。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4.7

【高教论坛】

目前我国共有高校基金会近500家,但资金规模、管理水平仍然不足——

建设“双一流”,高校亟待拓宽筹资渠道

  “发展教育基金事业,多渠道汇聚资源既是今后高校建设‘双一’流的若干子目标之一,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有力保障,更是大学社会责任的体现。”在415日举行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与教育基金发展的中国路径”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郑水泉表示,教育基金会这一组织形式扎根中国20余年来,其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建设“双一流”背景下,大学及其教育基金会应该做出怎样的战略选择?这是高等教育管理者、研究者们不得不去思考且应着力加以回答的问题。

  据了解,自1994年第一家高校基金会——清华大学基金会的成立拉开了高校基金会发展的帷幕,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高校基金会近500家。

  “尽管我国高校基金会近年来在捐赠规模上取得了长足进展,然而与国外一流高校教育基金相比,我们在捐赠资金规模、资金管理水平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筹资策略、方法等诸多方面缺乏战略性规划,筹资主动性欠缺,后续项目管理、反馈机制不健全,校友管理创新性不足,对潜在的捐赠者吸引力较差。”郑水泉说。

  近年来,中国富豪将巨款捐赠给国外高校的新闻屡见报端,这一现象在中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在高校基金会快速发展但问题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如何实现高校教育基金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并为“双一流”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洪成文表示,当前美国大学基金呈现出募捐日益大额化、学科发展成重头戏、募捐高度专业化、校长高度重视等鲜明特征。他认为,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不能局限在当前的规模范围内发展,要充分认识到大学教育基金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众多与会代表也认为,从总体来看,我国的高校基金会还处于初创期,在优化治理结构、加强专业管理、拓宽筹资渠道、健全信息公开监督体系等方面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今年1月,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了实施办法,要求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通过多种方式对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加大资金、政策、资源支持力度,同时提出建设高校要积极争取各方资源,形成多元支持的长效机制。

  郑水泉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高校自身也要不断拓宽筹资渠道,积极吸引社会捐赠,健全社会支持长效机制,多渠道汇聚资源,只有这样,高校自我发展的能力才能逐渐增强。

  “应根据教育基金会定位、机制、运行、监管等方面的特殊性,对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通盘考虑,做好顶层设计,实现教育基金事业统筹协调发展,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有力支持。”郑水泉说。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4.17

教育时评:引进“帽子人才”不是“一锤子买卖”

“帽子人才”主要是指因入选国家各部委人才计划项目而拥有相应称号的学者,类似“万人计划”“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百人计划”“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等。从某种意义上看,当下这类“帽子人才”意味着各学术领域中的高层次拔尖人才。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和“双一流”建设的全面铺开,各类高层次拔尖人才为高校渴求,在人才流动中出现了一些需要引导、规范的问题实属正常。而本文所指的现象是:个别学校对“帽子人才”,不管需要与否,也不做全面考量,只要有可能,一概不惜以重金收入囊中。这种冲着人才“帽子”的引进,已不是一般意义上正常的人才引进。对此如不加以关注并坚决制止,对人才流动、人才成长、学校发展和整个学术风气都将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一些高校抢“帽子”并非无所贪图,事实上,这些“帽子”关联着外界对学校的评价和排名,而这些又与政府主管部门对学校资金、资源的投入息息相关,从这样的角度理解,学校的做法也有其无奈的一面。例如,近期教育部学位中心开展的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帽子人才”指标的权重就很大。其他各类学术排行榜也把这类“帽子”作为反映学校学术地位和水平的关键指标。

“帽子”是政府行政管理的产物。国家推出各类“人才计划项目”,其初衷是政府管理部门以人才计划项目形式对学者加以鼓励和扶持,以促进其更好地成长和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帽子”的固化和滥用,使原本针对人才管理和培养的行政权力泛化,产生或多或少的不良连锁效应,所以,高校争抢“帽子人才”背后的实质是学术发展受制于行政活动。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引进人才及附带的“帽子”不应该算作引入学校的学术产出,而是一项名副其实的教育投入。如果不计产出而高价投入,这种非理性的“帽子人才”引进只会造成大量教育资金、资源的损失和浪费。

无序地仅为学校“贴金”而盲目引进“帽子人才”,对被引进者的原单位、新单位的工作秩序和学术发展都没有好处。就被引进者的原单位来说,很多时候,“帽子”是属于学校、团队共有的,因为它是举集体资源争取到的。即便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是在原有的学术环境下获得的。如果仅因“帽子”被重金“挖走”,这对原单位的学术元气和士气会造成很大的杀伤。因为所谓的高报酬只给了“帽子人才”,而把“小树浇灌成大树”的高校、学术团队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转让费”;对被引进者的新单位而言,移植来的大树离开了原来适应的土壤和环境,未必能茁壮成长并结出果实。人才成长需要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团队,如果一个单位新、旧人员之间业绩相差不大却待遇相差悬殊,无形中会造成很大的心理隔阂,况且和谐的团队本身就需要长时间磨合而成。事实上,这种“帽子人才”引进后水土不服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此重心在于“帽子”而非“建设”的引进,无疑损耗了高等教育人才成长和事业发展的学术资源。

无序地仅为学校“贴金”而盲目引进“帽子人才”,还将滋生功利、短期浮躁的投机氛围,不利于学者事业心和奉献精神的倡导。学者应该过上富裕、体面的日子,但真正的学者绝不会把物质追求作为人生的首要目标,所以高报酬未必能吸引到耐得住寂寞、享受格物致知的学者。其实这种“帽子人才”引进的各方所图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学校会与被引进者签订一份期限不长的目标协议,而非给予宽松、长期的学术信任和保障。被引进者也心知肚明,所以他们不会做长远打算,到期时就把以前的成果改头换面交差了事。这种冲着高价码而去的一锤子买卖,把崇高的学术活动变成了纯粹的市场交易行为,可能还造成粗制滥造、以次充好等问题。

高校领导不应只想靠引进重量级“帽子人才”来体现工作政绩。正常的学术人才流动和引进是完全必要的。如果学者到了新的地方,能比过去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许就是人才流动的意义,也是衡量高校人才引进是否成功、高效的首要评价指标。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4.20

丁巧丹:怎样释放“双肩挑”的活力

(宁波大学、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高校双肩挑干部)

 高校“双肩挑”人员是高校中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又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2000年以来,高校人事管理精细化及其薪酬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双肩挑”人员管理中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越来越引人关注,有的甚至成为舆论的热点、焦点。

  

  高校“双肩挑”人员是高校中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又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2000年以来,高校人事管理精细化及其薪酬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双肩挑”人员管理中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越来越引人关注,有的甚至成为舆论的热点、焦点。“双肩挑”的工作状况,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为此,对高校“双肩挑”人员应当做到精准管理。

  以问题为导向,制定“双肩挑”人员管理办法。有据可查,照章办事,是依法治校的基本要求。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高校,“双肩挑”人员管理中的矛盾和问题是不一样的,有的目标定位不清,有的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问题突出,有的工作中的公正公平性受到质疑,有的人员素质能力与工作岗位不相适应等。当前,由高校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普遍适用的“双肩挑”人员管理办法尚不具备条件,因为这一命题在高校中的差异性实在太大,有的矛盾和问题比较严重,影响教职工队伍的和谐稳定,甚至影响改革发展;有的矛盾和问题只有苗头性倾向,可以多加追踪观察,适时作出规定;有的还在大力鼓励人员“双肩挑”,压根儿没有矛盾和问题。因此,矛盾突出和问题严重的高校应当制定符合本校实际的“双肩挑”人员管理办法。

  以目标为导向,准确界定“双肩挑”人员范围。不论人员的行政职级高低与专业技术职务高低,也不论这类人员是否签订双重岗位合同,在高校中只要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又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者,都是“双肩挑”人员,这是广义的界定;其次,对人员的行政职级或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两者同时作出限制的,如高校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又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称为“双肩挑”人员,这是中间意义上的界定;再其次,如果要求这类人员同时与所在高校签订行政管理工作岗位合同(或有任职文件)和专业技术工作岗位合同,这是狭义上的界定。把“双肩挑”人员改称为“双肩挑”干部、“双肩挑”教师、“双肩挑”岗位是不够精准的,这些称法分别指以行政管理工作为主的“双肩挑”人员、以专业技术工作为主的“双肩挑”人员和“双肩挑”人员所在的岗位。实践中往往先设定行政管理工作岗位,再聘任人员,然后根据受聘任者是否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来决定该人员是否“双肩挑”。所以,聘任行政管理岗位人员时应当慎重预测并合理配置“双肩挑”人员。

  以激励为导向,合理统筹“双肩挑”人员薪酬。在“双肩挑”人员的薪酬方面,主要是奖励性绩效工资发放水准容易引起矛盾和意见。如何精准计算“双肩挑”人员的薪酬特别是奖励性绩效工资成为人事管理中的新问题,集中的矛盾在于“双肩挑”人员的奖励性绩效工资按一个岗位计算还是按两个岗位计算,抑或折中计算。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源是合理设定“双肩挑”人员的专业技术岗位工作量,控制薪酬的源头,同时保证“双肩挑”人员的主要时间精力用于行政管理工作。较为合理的是,实行“双肩挑”人员从事专业技术岗位最低工作量标准,如每学期工作日只承担一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每年在研课题只限一项、只带一个研究生、只申报一项专利、只申请一个奖项等,从而适当控制其奖励性绩效工资。当然也可采取其他办法达到合理统筹“双肩挑”人员薪酬的目的,合理把握好度,以激励不同类型的教职工积极向上,爱岗敬业,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多做贡献。

  以公正公平为导向,实施“双肩挑”人员利益回避制度。公正公平是现代文明追求的价值,一旦受到玷污,就会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高校“双肩挑”人员从事着行政管理工作,手中有权,应当为师生服务,决不能谋求私利。实施利益回避制度是指“双肩挑”人员在本人及本人所在单位(部门)的职权范围内不能获取可能影响公正公平的个人利益。如教务处人员不应申报教研、教改项目,人事处处长、副处长不宜在任期内晋升专业技术职务,学院领导班子成员不该获得本院有决定权或者推荐权的各级各类荣誉等。实施这一制度切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要重视与保护“双肩挑”人员的正当利益,精准规定哪些利益可以获取、怎么获取。比如,高校中的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是十分敏感、竞争异常激烈的利益所在,既要限制“双肩挑”人员利用职权不正当竞争,又要保护他们正常晋升,应以公正公平为导向,做出相应规定,如单独设置“双肩挑”人员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类别与条件,不与非“双肩挑”人员直接竞争,既能避免矛盾与冲突,又能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

  以需求为导向,开展“双肩挑”人员分类分级培训。我国历来重视培训,秉持缺什么补什么的工作方针,以提高受训者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按不同的标准,高校“双肩挑”人员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和级别。如按职务等级标准,可以分为校级、中层级和普通级“双肩挑”人员;按专业技术职务标准,可以分为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和初级“双肩挑”人员;以“双肩挑”之后工作的侧重点为标准,可以分为“双肩挑”专业技术人员、“双肩挑”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工作与行政管理工作并重的“双肩挑”人员;以是否担任领导职务及其正副职、是否列入不同层级的后备干部为标准,也可以分类分级。强调“双肩挑”人员按需求分类分级培训的目的在于增强培训的精准性,提高培训质量,达到培训效率最大化。如对“双肩挑”专业技术人员应加强行政管理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训,补其短板。相反,对“双肩挑”行政管理人员要重视专业技术方面的进修,使之积累和提高。

向帮华:为什么需要独立第三方教育评估

(系全国第三方独立教育评价机构联谊会副主席、长江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

  教育领域第三方应该是教育行业冷静的“旁观者”,价值无涉的“观察员”。引入独立第三方评估体系,是治理思路的重大转变,是教育评估行业健康发展的契机。

  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国务院对所作决策部署和出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全面督查。国务院督查工作的一大创新是引入了“第三方评估”。由此,第三方评估日益得到各界重视。

  不可否认,在各行各业评估监测的实践中,比如环保、交通、民政等领域有官方背景的评估监测单位在相关事业的推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教育领域亦不例外。然而,也正是随着第三方评估运用的日益广泛,尤其是官方各行业相关评估监测单位特有的背景与相关方“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关系,质疑其公信力的声音也在增多,认为其实质上是类似于垄断委托的“第二方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历史的检验,如果所谓的类似“第二方”的官方评估监测机构不积极改制发展,公信力已经或将成为影响评估良性发展的瓶颈。当然,国家相关部门正在推广相关改革。

在国外,真正的第三方就是独立的第三方或者相关独立组织。在西方,多数情况下是由非政府组织(NGO),即一些专业的评估机构或研究机构充当第三方。这些非政府组织可以保证作为第三方的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的要求。那么,什么是教育领域独立的第三方呢?从概念判断,教育领域第三方应该与“第一方”“第二方”既不具有任何行政隶属关系,也不具有任何利益关系。说简单些,教育领域第三方应该是教育行业冷静的“旁观者”,价值无涉的“观察员”;真正的教育领域第三方评估监测是独立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及其部门之外的第三方组织实施的评价,也称外部评价。

  政府部门需要第三方教育评估监测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要发挥社会评估组织即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的作用。2015年,《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指出,在做好内部评估的同时,要主动委托第三方开展全面、深入、客观的评估,评估结果作为评价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教育行政工作业绩的重要参考。引入独立第三方评估,有助于避免政府在评价体系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体现了政府更加开放地接受监督的胸怀,也凸显了政府着力地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决心。

  学校、培训机构等需要第三方教育评估监测机构。教育质量监测是为学校、培训机构等发展提供基础的数据,是事实诊断,是为评估奠定基础,学校的评估是为了学校不断地改进。一个学校、培训机构等发展得好不好,是否符合办学愿景,能否满足老百姓对教育的优质需求,不是靠上级组织评出来的,而是由家长、社区、专家或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共同参与评价的结果。比如,世界上名牌大学是由专业的第三方社会组织评估其毕业生就业的状况、对社会的贡献等,这些数据报告才是最真实的评估,也才最能说明问题。

  教师需要第三方教育评估监测机构。教师队伍建设需要权威而真实的问题诊断报告。用第三方专业评估监测机构“换一只眼看教师”,既能保证看待教师相关业务优点及问题的专业性,也能彰显看问题的实际性,并更加接地气。比如教师的口碑,在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客观引导下,家长和学生也会坦诚以待,说出真实的想法。值得强调的是,第三方不仅仅是发现教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挖掘教师的优点与长处,促进教师专业水平及师德水平的增值和发展。

  学生需要第三方教育评估监测机构。对于学生来说,学科学业水平、身心健康等状况几年前就已经进入了第三方的监测视野。然而,评估监测的结果只向政府和学校公开,没有向家长和社会公开,监测报告只对小部分人负责,而且有可能在结果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故意隐瞒。由此,独立第三方的需求再一次呼之欲出。学生不仅有知情权,应该了解自己的真实学习生活状态,而且对于社会各方的相互信息对称和沟通也很有价值。这方面已经有了相关案例,比如四川省内江天立(国际)学校天骄班及家长聘请独立第三方重庆天正教育评估监测中心给每个学生评价监测,提供相应的个体监测评估报告。

教育领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从系统论角度而言,在国家供给侧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有需求才有市场。同样,有供给亦才有市场,二者相辅相成。引入独立第三方评估体系,是治理思路的重大转变,独立的第三方教育评估监测机构是教育评估行业健康发展的契机。第三方教育评估的核心意义就在于客观、公正和独立,独立才能公信。第三方评估要吸纳更加广泛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使问题论证更加科学、实事求是。

(来源:人民网,2017.4.7)

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双一流”建设要的是引领世界的中国大学

(复旦大学校长)

一所大学应该有怎样的历史担当和时代担当?当中国正在从一个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是否有一流的高等教育能够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可靠的、源源不断的“高精尖缺”人才?是否有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去研究真正的社会问题和科学问题?这是党和国家交给每一位教育者的重任。去年年底,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今年年初,国家又出台了“双一流”建设实施方案。总书记思政会上的讲话是纲领性的,意义重大而深远!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指引下,紧紧抓住思政工作这个根本,把握好“双一流”建设大方向。“双一流”建设国家投入很大,把握好大方向极其重要。

我首先觉得,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要有中国自己主导的目标体系。总书记要求,高校在确定世界一流建设目标时要有“中国特色”。过去讲一流,就讲“对标”。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是重要的,但应该避免陷入“对标”陷阱,而要大大提升“引领”世界这一思想境界,应针对“世界一流”的目标内涵及可考核的指标,提出我们的内容。有三点特别重要:一是应高度重视和坚持中国特有的内涵;二是应积极创新出中国的在世界有共识的内涵;三是应扩大在世界已有共识的内涵方面的中国影响。总之,要把中国特色跟世界一流目标融合在一起。

为此,中国高校应不断发展学科体系,适应“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的需求。主动去满足这些需求,就能把中国高校的学科体系做大!因此,一边要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下开展建设,一边要大力拓展学科前沿和架构。当前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可以为学科体系发展提供重要参考。一是我国到2030年时要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前沿科学与未来技术特别重要,可以解决没人提供给我们、特别是世界上还都没有的科学技术,应该作为一个新增的学科板块。因此,复旦正在谋划相关的学科建设部署。二是在大力弘扬哲学社会科学的背景下,我们要有新思想,新思想从提出到进入教学,学科建设内容很丰富。另外,我国大量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案例,还没进入教材,还没上升为理论。总之,在哲学社会科学板块也要有新的结构性安排。复旦正在部署马克思主义学科群、中国式现代管理学等,因为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等,应该成为强大的主流学科;复旦正在建立人文学科评价体系,因为我们认为与我们的文化相关的学科应该越来越强大。三是在健康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我们正在谋划一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建设,解决上海及中国的健康问题,如老年、儿童的问题。

其次,育人要成为“双一流”建设的核心内容。我认为,国家对本科教育要有足够投入,让进行“双一流”建设的大学接收更多的本科生,让更多的中国孩子、更多的西部和农村贫困地区的孩子享受一流高等教育。研究生培养要更多地服务国家“高精尖缺”人才计划,主动为供给侧改革,为新兴产业和新业态提供高层次创新人才。此外,思政教育要贯穿所有学生培养的全过程,覆盖全方位。因此,一方面在高校内应该加大对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思政课等的建设。另一方面,全社会应该为高校培养人才提供育人资源。国家要对此出台政策,甚至作制度性保障。我们特别希望更多的社会文艺团体走入校园,希望更多的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积极敞开大门,接受更多师生前去挂职锻炼,进一步在全社会形成高校思政工作的合力。

最后,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探索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在复旦大学的办学实践中,我们深切体会到,高校治理体系必须突出抓好“三条线”,一是巩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条“中心线”,二是强化院系党的领导这条“中场线”,三是激活党支部工作创新这条“生命线”,并且做到“三线联动”。以此为基础,建立健全行政管理架构、学术治理架构以及校院两级管理架构,从而保证党的领导在学校工作中全面发挥作用。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还有很多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不断实践。

(来源:复旦大学,2017.4.15

大类招生培养为何如此重要

卢晓东

近日,清华大学宣布将于今年开始推行大类招生与培养,将本科专业归并为16个大类招生,这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关键的改革。为此,清华大学成立了由校长邱勇担任组长的“大类培养领导小组”,同时聘请16位学术“大咖”担任首席教授。

大类招生与培养本质何在?这一制度与“按专业招生和培养”有何不同?

1952年院系调整时期,中国向前苏联学习,将“专业”当成了人才培养的实体,“按专业招生和培养”基本意味着学生属于一个固定的“专业”实体,大学也往往有一个与专业同名的教研室或者院系的教师组织。1990年以后,随着中国学者对“专业”概念的不断追问,高等教育界逐渐认识到,专业本质上就是一组柔性课程,学生学完这组课程就会形成一定的知识和能力结构,获得专业的毕业证书。因此,大学可以没有与专业同名的学生班集体,也不一定有与专业同名的教师组织。专业作为柔性课程组织,使得跨学科专业设置和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成为可能。

教育实践中,北京大学以元培学院(住宿学院)为平台、多院系协作建成“政经哲”等三个跨学科专业。实践表明,新的专业概念在理论上可能,在实践中也可行。在北京大学“政经哲”以及其他跨学科专业背后,确实没有、也不需要一个实体的“政经哲”学院或者系、教研室,这表明新的专业概念已经在中国高等教育中从理论走向了现实,开启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更多可能,特别是为“新工科”专业建设提前积累了经验。

专业是一组课程,那么一组专业如果有一半左右课程较为相似,就可以对这些专业的教学计划进行调整,使学生在前两年学习共同课程,这组专业因此就形成了“专业大类”。由于学生在学习共同课程的第一、第二学年,其所学课程尚没有特别区别,因此,这期间学生在本质上不具备专业身份特征,只能属于一个专业大类。按大类招生与培养的第一步就是进行教学计划调整。例如,北京大学经济学类之下,包含六个本科专业: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金融学、保险和环境资源与发展经济学。浙江大学在对课程进行更大范围调整之后,大类所包含的专业更多,学生可选择的专业范围也更广。例如,该校“理科实验班”大类下包含7个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含运筹学方向)、信息与计算科学(含信息处理与信息安全方向、计算机图形学方向)、统计学(含金融数学、保险精算、生物统计方向)、物理学、化学、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含心理咨询方向)。

大学如果将通识课程集中在第一年,那么招生大类可以更加简约、集中。上海大学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高校最前面,该校2016年将58个专业分为人文社科类、经济管理类、理学工学类三个大类。

大类招生与培养改革始于2002年。那一年,山东理工大学也提出了与上海大学类似的大胆改革方案,将全部专业划分为文、理两个大类招生与培养。为与当时高考录取政策相协调,该校以“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作为大理科的虚拟招生专业,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大文科的虚拟招生专业。这项改革还曾经获得国家级教学改革成果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校此后倒退回按专业招生和培养的老模式。“2015年山东理工大学普通高等教育招生章程”第十六条为:该校2015年实行按专业招生,分类培养。这种倒退虽可能是从实际出发,但仍然凸显出“按大类招生和培养”的不易。

按大类招生和培养的第二个难点就在于之后的专业选择和分流。如果高校在这个过程中更加以学生为中心,那么一定会有一些专业选择人数太少,或者是选择该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成绩方面并不优秀。这一点与传统根据教师数量安排招生计划、不允许转专业的“计划经济”模式产生冲突,高校需要根据学生选择对教师编制、教师授课任务予以调整,一些专业可能面临撤销的可能。这是最难的,也是最大阻力所在。

邓溪瑶等研究者基于一所顶尖大学20042009年毕业的16320名本科生的四年GPA大数据,对分省生源在大学的学习表现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生源表现最为优秀。根据浙江省《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方案》,该省今年“实行专业平行志愿,一所高校的一个专业(类)作为一个志愿单位”。上海大学按照三个大类在浙江招生,假设另外一所大学继续按照单一专业在浙江招生,那么考生报考上海大学的一个大类将有更多专业选择机会,这意味着上海大学会有更强招生竞争力;北京大学如果将可以选择全校130个专业的元培学院大类200人投放浙江,将在“985工程”高校中获得最强生源竞争力。这表明,按照大类招生与培养的教学改革和知识传承组织模式调整其实有着现实的迫切性,这比招生人员跑断腿、磨破嘴重要得多。如果一所高校尚没有进行大类招生与培养制度变革,那么这所高校在生源竞争中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来源:中国科学报2017.4.18

【他山之石】

用文化经典绘就学生精神底色

北京师范大学探索文化育人通识教育新路径

柴葳

  “这是我第一次抄完一整本的儒家经典,成就感满满。作为中华儿女,对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要有敬畏、有好奇、有偏爱、有责任心。”“通过这门课重新认识了儒家经典,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人文关怀,对自己人生的思考有很大的帮助”……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评教系统上,回答“你在学习本课程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时,不少学生一改评教时“例行公事”的态度,满怀深情地为一门通识教育课程写下这些赞美之词。

  这门广受赞誉的课是北京师范大学新版本科生培养方案在通识教育“经典研读与文化传承”模块中针对大一新生开设的一门新课——“四书精读”,主讲教师是2014年第二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获得者——北师大文学院青年教师孟琢。

  “四书精读”课程的火爆程度从选课情况可见一斑。“不夸张地说,即使把选课人数设定为300人,学生还是要‘抢课’的。”孟琢也曾设想把课程人数压缩,以设计更多的互动环节,奈何课程开设两年来每年选课人数都爆满,有太多学生想近距离感受经典和传统的魅力。为拓展线上互动,孟琢充分利用互联网与自媒体手段,通过课程微信群和公众号“章黄国学”与学生互动,这种立体化教学模式得到了学生们积极热情的反馈。

  “对于刚刚步入大学的学生而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生的追求与理想也面临一次飞跃。他们应该以怎样的精神面貌度过大学生活?用什么样的思想打下自己的精神底色?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如何深入地理解自己的生命?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开设这门课程时反复思考的内容。”孟琢说,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从来没有仅仅停留在知识与学术层面,而是开一门树人的课程,一门带有精神高度与理想内涵的课程。“通过这门课程,让学生感受到先贤伟大的道德与生命,理解中国文化的根壤所在,对传统产生一种带有温情、敬意与亲近之感。”

  “通过这学期的学习,孔子逐渐从课本上一个遥远的圣人成为可以走进我们心中的智者。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一种生命的感动,认识到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用最初的信念去做自己期待的改变,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精彩,这就是经典浸润于心的力量。”北师大文学院2015级汉语言文学专业一名学生在课后学习体会中写下了这些感言。

  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对本科生培养方案进行了修订,构建了“家国情怀与价值理想”“经典研读与文化传承”“国际视野与文明对话”“数理基础与科学素养”“艺术鉴赏与审美体验”“社会发展与公民责任”六大模块通识教育课程。截至目前,已开设近800门通识教育课程,学生在通识教育模块修读的课程学分约占总学分的50%

  据悉,经典研读与文化传承模块是北师大此次培养方案修订中改革力度最大、投入资源最多的部分。依托学校深厚的人文底蕴,每学年开设“中国文化概论”“《史记》选读”“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明清小说选读”“元明清戏曲选读”“中华文明(古代部分)”“中华文明(近现代部分)”“周易哲学”“禅宗美学”等73门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吸引了3500人次选课。

“致力于文化育人,是学校通识教育的重要特点之一。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精神资源,学校通识教育课程的主讲教师,正是通过这些经典研读课程,为学生发展绘就精神底色。”北师大教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专门组建了由39名教授组成的通识教育课程专家委员会,分理工、人文艺术、社科3个组对全校申报的通识课程进行审核,并建立了通识教育课程准入和退出制度,以保证课程质量。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4.25

南昌大学:切实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

南昌大学以提升辅导员队伍综合素质为重点,以提升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为突破口,切实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确保辅导员工作有条件、干事有平台、待遇有保障、发展有空间。  

抓选聘、重源头,推进辅导员队伍选聘标准化。高标准明确选聘条件,从2003年学校设立专职辅导员制度起,对应聘辅导员岗位人员的学历、学校、学科专业以及社团工作经历提出了高标准。高规格加强选聘工作组织领导,成立由校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统筹负责选聘工作。严规范选聘工作程序,对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规范。通过标准化选聘工作,逐步建设起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辅导员队伍。

抓能力、强素质,推进辅导员队伍培养职业化。通过培训提升素质,着力抓好辅导员岗前培训、日常业务培训、工作专题培训,依托全国、全省高校辅导员培训研修基地开展辅导员分层培训,有效提升辅导员职业素质和能力。鼓励在职提升素质,对取得博士学位的辅导员,除按学校规定给予一定资助外,另行给予5000元专项课题资助,同时设立人文社科专项课题强化经费支持,鼓励其向“专家化”方向发展。实践锻炼提升素质,依托全国高校辅导员培训研修基地和部省有关培训项目,选派优秀辅导员赴外校、国外学习,不断拓宽他们的工作视野,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

搭平台、促发展,推进辅导员队伍建设专业化。搭建辅导员工作平台,在整合力量、凝练特色的基础上,建立“辅导员之家”,成立“辅导员工作室”,设立“学工沙龙活动室”等精品项目,使之成为展示辅导员风采的窗口、创新育人理念方法的平台和孵化辅导员名师的摇篮。组建辅导员学习专业团队,基于辅导员职业发展需求,设置了学习能力、人文素养、职业技能和创新发展等四个能力提升小组,优选出一批优秀辅导员,组建核心团队引领辅导员队伍建设专业化发展。打造一批辅导员工作品牌,开展“学工沙龙”、“辅导员思政课题研究”、“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辅导员精品项目建设”等活动,促进辅导员专业素质和能力提升。

重激励、有关怀,推进辅导员队伍管理人性化。落实辅导员岗位津贴,专职辅导员在享受校内同等待遇的同时,每月还可享受660元的岗位津贴。落实辅导员的教师和干部双重身份,允许专职辅导员自主选择入职管理类岗位或专业技术类岗位,辅导员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的指标单列,攻读学位和进修提高都享受与专任教师同等待遇。拓宽辅导员出路,把专职辅导员队伍作为党政后备干部选培来源,近年来,共选拔83名优秀辅导员交流到学校机关和学院。注重辅导员队伍的培优选拔,组织“优秀辅导员”和“辅导员年度人物”评选,推选全省、全国“辅导员年度人物”,并让他们走上“青春开讲:学生及辅导员先进典型巡回事迹报告会”的舞台。

来源:江西省教育厅,2017.4.27

湖南《二十条》新政放活科研项目经费

近日,湖南省政府对外发布《关于完善省级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激发创新活力的若干政策措施》(简称《二十条》)。据悉,湖南此次出台的《二十条》,招招对准当前各地普遍存在的科研项目经费“过细过死”、“重物轻人”等科研经费管理弊病,通过简政放权扩大科研单位资金管理自主权,规范管理提高科研资金使用效率,“放活”科研经费管理,进一步提升“脑力劳动”的价值。根据《二十条》,科研项目的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可合并预算使用,合并后总费用不超过直接费用的10%,不用提供预算测算依据。科研项目预算调剂也更加科学,在项目总预算不变的情况下,直接费用中的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等预算支出,承担单位可以调剂使用,也就是说“打酱油的钱可以买醋了”。《二十条》同时明确提高科研人员脑力劳动价值,不仅取消了科研人员劳务费预算比例限制,让参与科研项目的科研负责人、骨干技术人员均可开支劳务费,并且明确了专家咨询费开支标准,全国知名专家、高级技术职称等人员的专家咨询费可适当高于全国同类水平。此外,《二十条》还加大对科研人员的激励力度,进一步提高了科研项目中间接费用比重,核定比例可以提高到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的20%15%13%,并且取消科研人员绩效支出比例限制,明确项目单位可以在核定的间接费用比例范围内统筹安排绩效支出,并与科研人员在项目中的实际贡献挂钩。针对以往科研项目资金年内必须用完否则要被收回的规定,《二十条》明确,科研项目实施期间,年度节余资金可结转下年继续使用,项目完成任务目标并通过验收后,2年内可使用。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7.4.10

仰恩大学:给学生出具双创成绩单

只要取得竞赛奖项、科研成果、职业资格证书,或参与发明创造、创业活动、实践活动等并取得成果,那么学生在每学年结束后就能拿到除专业成绩单外的另一张成绩单——创新创业成绩单。这是仰恩大学今年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推出的又一创新举措。

  “创新创业成绩单注重对学生创新思维方式、实践创造能力的评价。”该校教务部主任郑兆领介绍,该成绩单量化记录了学生开展创新活动、创业实践的情况,学科竞赛、创业活动、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暑期实践、发表论文、考取资格证书等都被纳入其中,并以创新创业学分或素质能力学分的形式直观展示学生每一学年进行创新创业学习实践的成果。

郑兆领说,学校给学生认定出具创新创业成绩单,一方面旨在充分发挥该成绩单的导向作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实践等方面活动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主动适应用人单位对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素质的需求,促进学生好就业、就好业。另外,学校将会把学生创新创业成绩单寄送给家长,让其及时了解学生在校的学习及综合素质培养情况。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4.19

【异域来风】

丹麦:博士生数量翻倍对博士教育质量未产生负面影响

日前,丹麦博士生培养质量分析报告指出,丹麦博士生数量虽翻倍增长,但其教育质量仍保持较高水平。据统计,丹麦博士生就业率高达95%,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位居第五,其中37%就业于私营企业,位居OECD成员国之首。与此同时,丹麦国际学生比例从2003年到2010年增长19%,毕业五年后仍留居丹麦的国际博士生达41%。报告结果印证了政府在国际高等教育与研究项目中扩招博士生政策的成功。此前,随着博士生数量的增长,人们曾对丹麦的博士教育质量提出质疑。但博士生学习体验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81%的丹麦博士生对教育质量表示满意或十分满意,72%的博士生导师认为当前的博士教育质量与从前相比没有下降,甚至更高。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7.4.10

以色列高校设立创业学士学位

经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CHE)批准,以色列赫兹利亚跨学科学院(IDC)正式开设“创业学士学位课程”,并于今年下半年开始招生。这是以色列高校的首个创业学位。

跨学科学院是以色列办学质量较好的私立高校,在校生8000多人,其中国际学生1800人。该校十分重视学生的创业精神和能力培养,多年来面向全体在校生开设创业计划和媒体创新实验室,并取得成功经验。2014年,跨学科学院与美国金沙集团合作成立阿黛尔森(Adelson)创业学院,建造创业大楼作为创新理念的“工厂”。学院大楼包括标准的演讲厅、模块化的教室、“加速器”和网络空间等。创业学位目前提供与工商管理、媒体学交叉的双重课程,学生将会参加风险创作课程,提供创业方法、熟悉创业过程,建立创新技术原型的实践培训。以色列著名的创新技术研究人员和专家、全球跨国公司企业家将进行现场教学。该课程将主要用英语教学,首批面向全球招生40人。

此学位课程为3年,第一年的课程包括创业初级课程、全球技术革新与创新、“大数据”、游戏理论与战略思考、财务管理与创业金融、创造力与思想心理学、商务营销管理等;第二年的课程包括企业家财务会计、创业风险投资法律和税收、创业决策等;第三年的课程包括创新业务规划、新风险投资与国际监管、产品管理等。

(来源:中国教育报,4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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