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双一流”建设的不断深入，如何推进一流本科教育建设在我国自上而下引起了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及学者们的关注。然而，当前学界对何谓一流本科教育并未形成共识，究其原因，与本科教育长期以来定位不清、所受重视不足，久而久之，在制度同构的作用下逐步发生学术漂移密不可分。“学术漂移”（academic drift）是指知识逐步与实践相脱节，发生向学术知识偏移的现象。本科教育的学术漂移现象是阻碍一流本科教育建设的关键所在，充分识读这一趋势有助于本科教育的根本性重塑。

此现象的形成非一日之果，而是与高等教育在长期的演进过程中系统性学术漂移直接相关。其症结在于本科院校在发展过程中为获得合法性地位和更多资源所产生的制度趋同。具体而言，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研究生教育化是为了在已有的合法性基础上获得引领地位并赢取更多的资源，普通本科院校本科教育的研究型大学化是为了获得合法性地位并竞取资源。促成这种制度趋同的力量有三个，且彼此交织。

一是强制性趋同，来源于政策导向及社会文化期待。国家“双一流”建设及各省域层面的一流大学建设计划激起了高校间新一轮竞赛，对学科排名、高端（“帽子”）人才数量的重视及与之相匹配的资源分配方式无形中引导着高校将资源和精力更多地投向科研，用于改进和提升本科教育的资源投入、教师对本科教育的精力投入势必受到影响。此外，我国“重学轻术”的传统文化延续至今依然发挥着强大的社会期待作用，造成社会对学术型工作的崇尚，高校则受此影响提供符合这种社会期待的本科教育。

二是模仿性趋同，来源于高校自身或本科教育定位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本科教育在研究型大学群体中的地位处于“尴尬”的低层，一方面其重要性显然低于研究生教育，另一方面本科教育又不可或缺。正是这种尴尬的境况使研究型大学未能对本科教育进行恰当、准确的定位，从而采用其擅长的学术研究生教育模式开展本科教育，甚至成为其对外宣传、确保优势地位的“品牌”。对于占绝大多数的普通本科院校而言，面临激烈的外部竞争环境，在思考如何发展时最简便易行的方式莫过于模仿已获良好社会声誉的研究型大学的实践做法，自院校层面追求与研究型大学相似的学术使命，发生学术漂移。

三是规范性趋同，来源于学术共同体的认可机制。学科首先遵循知识的发展逻辑，即依据知识的发展与分化而形成。在演进的过程中，出现了崇尚理论和科学、轻视实际需要的现象。学术共同体依托学科而生成，其成员在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性（理论性与科学性）文章更容易获得共同体的认可，这种学术认可机制成为一种规范性力量，成为规约并激发教师主动从事学术性而非实用性活动的动力机制，影响着教师在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研究与教学之间时间精力分配的博弈。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来临，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将进一步扩增，本科生将成为从事各行各业工作的主力军。与此同时，伴随着学术劳动力市场渐趋饱和，可以预见未来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将远超学术型人才。从某种意义上讲，本科教育质量对我国经济社会、科学技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也是学术创新型研究生（社会需求日益缩减）与应用创造型研究生（社会需求持续增长）教育的根基。因此，需要采取相关措施有效规避并扭转本科教育的学术漂移趋势，重塑本科教育。

首先，转变理念，形塑多元化一流本科教育质量观。必须明确，一流本科教育绝非等同于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即便是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亦不应仅提供偏学术化的本科教育，应是学术型与应用型并举。非研究型本科院校同样应当积极探索提供契合社会所需的优质本科教育，而非简单模仿研究型大学。从政府到社会再到高校，须全方位反思本科教育应培养什么样的人，是否培养了切合社会所需的人才，转变观念并构筑多元化的一流本科教育质量观。

其次，激活市场力量，发挥私立高等教育的鲇鱼效应。多元化本科教育质量观的形成并非易事，我国以公立高等教育为主的现状加剧了这一状况。正如学者舒尔茨和斯蒂克勒所言，公立高校比私立高校更容易发生“学术漂移”。因此，要形塑多元化的一流本科教育质量观须深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在我国高等教育行将迈入普及化的阶段，有条件及必要激活市场力量，以私立高等教育灵活适应社会需求的机制触发本科院校错位竞争的格局形成。

再其次，探索多样化评价机制，引导本科教育错位发展。鼓励第三方机构开展本科教育水平评估，在现行“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及第三方本科教育水平评估中，加大对高校本科教育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清晰度、特色化的审核，针对本科院校的多元类型开发多样化本科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引导研究型大学与普通本科院校清晰定位自身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及特色，包括与研究生教育的差异化定位，注重错位发展。

只有多措并举、协同发力才能有效抗衡推动本科教育学术漂移的强制性、模仿性、规范性三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