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师范）系科近几年在中国大学上演了一场生存还是灭亡的悲喜大剧，其情节反转之快令人错愕不已:2015、2016年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等综合性大学相继削减或裁撤教育学科。然而，兰州大学于2018年6月又大张旗鼓地成立高等教育研究院。重磅消息来自江苏：2019年3月23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成立教师教育学院；2019年9月16日，苏州大学成立师范学院；2019年10月20日，南京大学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和江苏教育名师发展研究中心揭牌。

五年之中，综合性大学教育特别是师范学科建制如此反复，背后的动因可以通过时间来解答：2015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6年4月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启动第四轮学科评估。

“双一流”建设方案出台后，意味着继“211工程”“985工程”后一个更大的“蛋糕”出炉，众多高校都积极争取进入“双一流”名单。因此高校内部开始对不同学科进行调整和合并，此时一般和薄弱学科就成了牺牲品。通常教育学科在综合性大学里规模和地位都是最弱小的，成为最先被抛弃的“鸡肋”。

近两年综合性大学为什么又热衷于办教育甚至师范教育呢？首先在政策上，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鼓励非师范院校办师范教育，近两年教育部更是大动作推动综合性大学在师范教育上发力，预计未来会有相应的政策和资源投入。在“双一流”评选尘埃落定的情况下，自然可以一试。其次在社会供给和需求上，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问题一直让各高校“压力山大”，而我国的教师岗位市场庞大，是大学生就业不能忽视的重要去向。最后在学生职业选择上，国家这些年大力提高教师待遇，东部发达地区开出的优惠条件能够给综合性大学毕业生巨大的吸引力。而近几年，清华、北大的学生甚至博士到中学任教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已成为新闻竞相报道的热点。这预示着中国社会和社会心理、中国人的就业观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大变化。

那么接下来，清华、北大等顶尖大学会在师范教育上有所表现吗？这就涉及综合性大学、教育和师范系科的性质与地位问题了。

一个系科的地位主要由其学术声望和社会需要决定，不时地也因时髦的风尚和潮流而起落。学术声望即在学术界的认可和尊崇程度，不同知识和学科在全部知识体系中的声誉和地位是不等的。自洪堡创办柏林大学以来，研究型大学追求的一直都是高深知识和纯粹研究。学术声望的准则来自知识的抽象程度、理性的纯粹程度，抽象到最后，就只剩下彻底的形式，因此，越是形式主义的学科学术地位越高，如数学和哲学等。

社会需要也决定一个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中世纪大学神学、法学和医学能够成为高等学院就是由其对社会有用而获得尊崇的价值和地位。现代大学中商学院、法学院等在学术声望上并不高，但因为毕业生能获得很高的社会职位和高收入而为学生所追逐，在大学中也因此并凭借校友、财富等拥有甚至超过纯学术学科的地位。

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办学基本上都是两条腿走路，一边发展高深知识的学术性学科，一边发展功用性的社会学科。教育学科身出名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等大师倾力于此，社会学还是借着教育学的门溜进大学，教育学的学术声望本不待言。但教育学的后辈有些不给力，特别是20世纪后，在概念、理论上抽象化和形式化严重不足，虽然相比管理学、新闻学等还算说得过去，但在众多高声望的学术学科中难以凸显。这也与教育学在19世纪末以来与师范教育的结合有关。师范教育是实践领域，需要的是有用的职业技能，这迫使教育学向实践靠拢，不能完全走抽象知识的学术化道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教育学与管理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具有类似的情形，教育学的抽象知识难以满足教师、教育管理者的需要，对解决教育教学实践问题的帮助有限。另外，教师职业没有像律师和医生一样成为专门职业，这也连累了教育学在大学中的地位。因此教育学科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系出名门，却声望难继。走高深知识之路，又无法满足社会需要；服务社会，可一旦真的沦为实践技能、技巧和技艺，地位更加难保，很可能被彻底地排除在大学的大门之外。

对于今天的中国顶尖综合性大学来说，在国家现有教师资格、教师招聘制度下，根本无须办师范教育，其学生也没有任何障碍，完全可以成为教师，甚至比师范毕业生更受欢迎。那它又何必去发展师范教育呢？所以，问题的关键其实反而在师范院校，其存在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